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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量、国家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勋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方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三百四十亿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年春,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赞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勋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勋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勋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心新闻宣传和文教卫生事业
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习仲勋十分关心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习仲勋与新华社就有较多的交往,关注着新华社的成长发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十日,习仲勋欣然应邀出席新华社举行的庆祝五十周年茶话会,并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新华社的五十周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奋斗,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新华社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现在正在向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方向迈进。当年,新华社在延安清凉山驻了十年,这十年是新华社初具规模,逐步成长的十年。清凉山的老同志现在还在新华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凉山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即延安精神,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对编辑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习仲勋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比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
习仲勋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
习仲勋非常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两次出席这方面的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做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日,习仲勋和李先念、万里一起会见与会的部分代表,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建设,第二抓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原则。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没有过时,现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动情地说,教育战线的同志确实很苦,但是大家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坚持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民办教师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肩负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心里很难过。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但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经济工作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振奋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点,但思想教育工作,要比经济工作费时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首先是要把党风搞好,这就必须要有个好的党委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是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
习仲勋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要大家去做。他说,党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党委要做,而且要发动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导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到底想些什么,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习仲勋专门到会,参加交流和讨论。他在认真听取了八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之后,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与大家一起交流了看法。他说,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每一个人,才能有效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你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你说你的,他想他的,那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北京师范学院李燕杰老师,他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呢?他讲的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些大道理,不是口号式的,而是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育,有好些思想不对头的学生都转变过来了。他举例说,北京外语学院有个学习“尖子”叫冯大兴,后来偷盗杀人,被枪毙了。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分析冯大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党团组织,不了解这个学习“尖子”思想深处的东西,没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思想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堕落。第一次作案得手,又想干更大的。他在作案前不可能没有异样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察觉,也就不可能制止。这不能说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关系。
习仲勋分析说,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谁来做呢?当然是党委、党支部。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还要改善党的领导,你不改善,怎么加强?现在有些学校的党委和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工作不那么得力,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少问题。同时,要通过工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法就很好。大家提出“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这些提法都很好。教师很光荣,教育下一代,光荣就光荣在这里。
习仲勋强调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小学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他们工资很低,工作很辛苦,这一点,谁都知道,中央也清楚。今年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下决心拿出一部分钱,给中小学教师普遍提一级工资。当然,提一级工资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看是小事,例如有的教师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孩子没有地方吃中午饭等,这些都影响教师的工作。教育工会和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学习方面,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据我知道,有的学校连报纸都没有,看文件恐怕就更难了。又要教师政治思想进步,好去做教育学生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怎么行呢?但是,尽管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教师还是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的,我们这个教师队伍确实是很好的。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化艺术工作,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八八年他为原绥德分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题词:“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真知灼见。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电影、农村文化建设、戏曲等都付出过心血,关心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对广大电影工作者讲道,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大约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这些思想,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事业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对一些重大题材的影片非常关心。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专门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
习仲勋对农村文化事业也非常关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他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己;二是要深入生活, 澳门金沙国际娱乐场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习仲勋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勋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该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喜欢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贠恩凤等,都受到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还重视为他们落实政策,使这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顾,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习仲勋也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提起习仲勋就赞不绝口,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他们。歌唱家贠恩凤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开始还很拘谨,但他那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紧张的情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贠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勋,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贠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勋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观看了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贠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
习仲勋十分关心地方戏曲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为了展示陕西戏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决定组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八月,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去京联系演出事宜,行前赵伯平省长指示杨公愚,到北京后先向习仲勋汇报,争取他的支持。当听说有新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时,习仲勋非常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根据习仲勋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经过充分准备,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宴请陕西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议议。”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大家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先演秦腔,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勋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认为第一场应该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同时,他还对演出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按照习仲勋的意见调整了节目次序,加强了宣传工作,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称赞。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庆贺演出成功,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都到场祝贺。此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创作和演出,浸透着习仲勋的心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戏曲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都出了许多好剧目,陕西戏剧却比较冷清。习仲勋很关注,对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尽快调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织力量创作了一部反映秦始皇历史功过的大型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紧张的排练,该剧先在陕西演出,反响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和马文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一起,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录像,并召开座谈会,习仲勋提出了指导意见。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习仲勋从广州赶回北京后,即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邀请他们观看。第二天,习仲勋带着孙女,与中央有关领导一起观看《千古一帝》,高度评价了这出戏,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他对一起看戏的同志说,你看我们陕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轰动京城,获得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十个金奖,一个二等奖,创造了单个剧目获奖的最高纪录,使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走向全国,声名远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习仲勋回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等一起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戏《盗草》、《借扇》、《鬼怨·杀生》。习仲勋高兴地说,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也不行。你们的戏改得好,既有秦腔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方向对、路子正,我很满意。
习仲勋不仅关心家乡戏曲的发展,同时也关心着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晋剧等剧种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动员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到西安组建陕西京剧院。年近花甲的尚小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到西安,担任陕西京剧院首任院长,使陕西京剧院成为全国五大京剧院之一。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尚小云在陕西再创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京剧和秦腔以及其他剧种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习仲勋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相识,和豫剧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郑州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柳河湾》,习仲勋观看演出并看望演员。之后,常香玉每次到北京开会,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请她吃饭。常香玉爱吃青菜,齐心每次都给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汤,还让儿媳、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向常香玉请教学习。
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上,有件事值得称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家范曾的国画作品在日本走红,日本的有关人士要为范曾举办个人画展并邀请他赴日出席开展仪式。美术界有人不赞成,认为范曾不能代表中国画家,主管部门也犹豫不决。这件事情请示到习仲勋那里,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画,喜欢中国画家,这是件好事情,应予支持。他力排众议,支持范曾东渡日本举办个人画展,促进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时期,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中药得不到应有重视,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习仲勋认为中医中药在医学事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老虎机破解器,人民群众又十分认同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健身强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他很早就关心卫生事业,支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就非常关心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中医中药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中医中药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发展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说,三十年前成立中医研究院,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中医史上的大事。中医研究院的同志们艰苦创业,尽心竭力,团结协作,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国中医药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回顾了中国中医药学悠久的发展历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传到世界上一百二十个国家,有八十多个国家来我国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和针灸进行深入研究。这说明,中医药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它的奇特疗效和科学价值也被世界医药界所公认。”他要求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要把振兴中医,为民造福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并指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振兴中医,办好中医,发挥它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与西医相结合,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要求,要纠正那种歧视中医中药,丢掉中医中药的错误思想,全党都要关心中医中药工作,重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大批中医中药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同。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勋的远见卓识。
始终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失误,并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在肯定胡耀邦对党的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功绩的同时,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仲勋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此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习仲勋便到广东省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工作考察。他离开广东的六年里,始终挂念着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一直想去看一看。这次回广东,他深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广州、江门、佛山、惠阳、肇庆、怀集、连县、乳源、仁化、韶关等二十三个市县,实地考察了这里的城市建设和工厂、学校、农村、旅游区及正在建设中的大瑶山隧道,与市地县负责人亲切交谈,并看望离退休的老干部,勉励他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方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前期,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十个月时间,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阔别六年后,他踏上这方改革开放的热土,心情格外高兴。他说:“党中央为广东开放、搞活经济制定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产生了这样大的威力,使广东发生了这样历史性的、巨大的变化,变得出乎意料的好,真使人感慨万千。这都是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实践证明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可以作为历史变化的见证人。”
习仲勋首先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一九七八年,深圳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由于群众生活贫困,偷渡外逃现象十分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的发展,现在已变成崭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一九八六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对外贸易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由于外向经济的发展,蛇口工业管理区和港口异常兴旺繁荣。
习仲勋在蛇口参观了由中外合资的太阳油厂投资在建的浮法玻璃厂和深圳中华自行车厂。太阳油厂规模大,技术先进,浮法玻璃厂工程进展顺利;中华自行车厂能够生产出上百种型号的自行车,企业应变能力强,产品畅销欧美市场,供不应求。习仲勋在这两个厂仔细考察了机械设备和生产流程,对蛇口的变化赞叹不已。
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变化更是惊人。昔日冷清贫穷落后的小镇,现在建起了成片的楼房,有工厂、宾馆、居民住宅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英街”属深圳管理的一边,商铺林立,市场繁荣,超过了香港管辖那面的街区。习仲勋十分高兴,询问市场的情况,更关心群众的生活。当地干部告诉他,这里的人均住房达到二十五平方米,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四百多元。习仲勋勉励干部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习仲勋特意提出到宝安县南岭村看一看。一九七八年五月反“偷渡外逃”时他曾到过这个村,一个荒凉的水沟地小村,六百来人就跑掉五百多,改革开放后不但外逃的人回来了,而且还有不少华侨在这个村投资兴办起内联企业和来料加工厂,使这里变成漂亮的小城镇,全国各地来这里搞劳务的就有二千五百人。习仲勋受到村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习仲勋高兴地和群众拉家常,问这问那。村干部告诉他,现在农民人均收入五千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五十倍,其中个人分得一千五百元,三千五百元留给集体,用来兴办教育、医疗